朱宣咸(1927年浙江——2002年重庆),中国画画家、木刻版画家、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20世纪40年代初起从事中国画与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半个多世纪来,创作了大量中国画、版画、漫画、插画、水粉画、水彩画、连环画等作品,并被中国美术馆及各地美术馆、博物馆等收藏;被《中国年鉴》,《中国百年版画》等大型文献收录;从1946年到2002年多次入选国内外一系列重要展览,发表作品数千次,艺术风格被《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专题评论;出版有《朱宣咸作品选》,《朱宣咸花鸟画选辑》,《朱宣咸木刻版画集》,《朱宣咸风景木刻版画选辑》,《朱宣咸漫画》,《艺术常青——美术家朱宣咸》等;由文化、新闻、出版等六单位联合主办了“朱宣咸从艺五十五年画展”;生平被载入《中国美术辞典》等国家级辞书

首页/Home Page - 专题评论/Features Comment

\
From Spear and Dagger to Pure Art

——On the Art of Zhu Xuanxian


 

论朱宣咸从投枪匕首到纯情艺术


林 木 

 

(本文发表于国家级美术专业核心期刊

《美术观察》1999年第一期)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本来就是诞生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由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发起组织而兴起于上海。美术家朱宣咸先生,因进步活动而与木刻结缘似乎是人生的必然。他一生无师自通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就是真实地记录自己参加学生运动的遭遇。后来,朱先生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举办的“木刻之友”的活动,到上海后结识了杨可扬、郑野夫、邵克萍、麦杆、余白墅、赵延年等多位新兴木刻运动的前辈。木刻从此成为了他积极从事抗战与进步活动的武器,亦如朱先生所称:“当时我确实把刻刀当作倾述自己心声的最好工具,在我的刀尖上流出的是我心中的血,是我心中的恨”。朱宣咸先生的确是把画笔和刻刀当作武器和工具来使用,当然,这是一种带着深沉感情的武器。


1940年代,朱先生创作的这种发表于上海各报刊的进步木刻数量是极大的,内容也十分的广泛。从反对战争,同情国难中的民众,反对反动统治到向往光明,渴求自由,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今收入《朱宣咸木刻版画集》中的二十三幅此期的作品来看,仍然能从多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苦难、黑暗与反动。如朱先生当时的作品《战火》、《为了孩子、为了生存》、《失去自由的人们》、《愤怒的火焰在铁窗口燃烧》等。从这些如投枪匕首般的作品中,我们也仿佛看到了一个关切人世、争取民族独立、渴望战斗、铲除不平的热血青年活生生的身影。而他此期创作的《血和泪》则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木刻艺术中所包孕着深沉的个人情感。

 

随解放大军西进四川的朱宣咸先生后来定居重庆,1949年前的战斗与革命激情转化为对欣欣向荣的新社会的热情讴歌。如果说,此前画家鲜明的爱憎之情是以投枪匕首般的仇恨是去奋力抗争、去揭露、去鞭挞,充满着一种民族激情与政治的激情的话。那么,在对新中国新生活的表现中,朱宣咸先生则给我们展示出了一组充满诗情画意的历史画卷。这里有朱先生反映农业生产的《山乡夏夜》、《秋郊傍晚》,反映钢铁工业的《炼钢炉前》,有“除四害”运动的《打苍蝇》,有农村卫生工作的《乡间医生》,甚至还有与政治学习相关的《五七干校的夜读》……。一如此期的画家们一样,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重大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活动在朱先生笔下都留有鲜明的轨迹。对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画家们来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现实,反映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

 

但纵观朱宣咸先生的画作,有一点或许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即他的此类政治性题材的作品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并未占据主要的比重。而且,就是政治性倾向十分明显的作品,在朱先生的笔下,也被处理得诗意盎然,充满感人的情愫。以人们画过很多的重庆“红岩”为例,这个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之地被画家处理在一片金黄色的向日葵簇拥之中,加之蝴蝶亦款款翩迁于蓝天白云下的花丛。他1961年创作的这幅《红岩初夏》所表达的这种抒情性处理,显示出了朱先生不同时流的匠心处理,显示出了朱先生对艺术的真正理解。

 

在那个对政治性题材极为热衷的时代,朱宣咸先生似乎对纯粹的抒情性题材更感兴趣,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沉浸在对自然美的体味与依恋之中。如朱先生1958年创作的《山乡夏夜》的宁馨与静谧,1960年创作的《榕湖滴翠》浓荫密布的惬意与闲适,而1961年创作的《山乡春早》的清新,1962年创作的《秋郊傍晚》夕照归鸦的恬然,抒情味十足。其实,这本来是个“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的火红得近乎疯狂的年代,又是“三年灾害”的灾难的时代。但朱先生那从小对美的追求,对艺术自身的痴迷,却在此时显现出他的不同时流的、颇为鲜明的艺术个性。这种对自然美的向往,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更得到无所拘束的发挥,朱先生创作的《江南仲夏——我的家乡》,《江畔早晨》,《嘉陵夕照》,《春满山村》,《巴山秋月》等近期之作,都充满着一种浓郁的诗情。

 

朱宣咸先生木刻的抒情性,又因其中的中国画意味而加强。其实,朱先生从小想当的本来是国画家。先生从小习国画,即使在利用铿锵有力的黑白木刻去批判现实的时候,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画中国画花鸟画的画笔。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对中国画的爱好一直伴随着他的木刻创作而进行。所以,朱先生的木刻作品中,总有着分明的中国画意味。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春到巴山》中黑白版画上看到山水画皴法的丰富感受,亦可在其作品《嘉陵江上》看到水墨山水的独特意趣,在他的《山乡春早》里,有着水墨的疏淡,而他的《春播》的简洁与空灵,更有着水墨小品的淡雅与隽永。的确,中国画似的思维给他的木刻带来了新的特色。除了水印木刻那种水意盎然、浸润淋漓的效果外,画面的简洁、分章布白的安排、线条的独特表现及线与面的结合等等。使得朱先生的版画作品逐渐摆脱了20世纪40年代时那种纯粹欧洲版画的借鉴,而逐步形成了中国版画自身的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早期纯粹黑白版画效果外,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朱宣咸先生的版画多以套色为主。


色彩在朱宣咸先生的作品中一直是很重要的表现语言。或许是这位抒情诗人般的画家一直钟情于自然美,钟情于自然通过色彩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的缘故。的确,朱先生对充满生机绿色的偏好,对其作品《嘉陵夕照》的橙红,《江畔早晨》朝阳橙黄的运用,以及对深蓝色月夜的表现,都是非色彩而不能表现的美。

 

朱宣咸先生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走的是一条由革命斗士而到抒情诗人,由投枪匕首而到纯美艺术之路。

 

而这点,又恰恰和20世纪我国艺术的发展之路同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朱宣咸先生的艺术,或许也正是其艺术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1998年冬

 

(本文作者:林木,著名美术史论家、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学术委员、全国美展评委)

 

 

 


[返回顶部]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