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Memory of ZHU Xuanxian
By ZHANG Renshu
对朱宣咸的一些回忆
张仁书

宣咸是个老实巴巴的人，出生于浙江的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但却是一个双耳聋子。一天，父亲帮别人家割稻子，劳累了一整天回家，睡至半夜，突然病重，第二天就去世了，母亲呼天唤地悲伤地说：“孩子他爹，你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往后日子怎么过呀？”说着，说着，直向床头撞去。宣咸拼死去拦着母亲哭着说：“妈呀！你不能死！你死了还有瘫了的、不能自理的哥哥咋办？父亲去世了还有我呀！”幼小的宣咸当时才11岁。一家三口从此全靠小脚的母亲支撑着。母亲把祖上遗留下的几亩薄地变卖成钱，让宣咸上学读书。这期间，宣咸在勤奋学习，由于物价飞涨，学校又不断增加收费，宣咸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抗议，被校方开除。母亲再也拿不出钱供他上学。就此宣咸失学了。
为了生活，宣咸与母亲告别，离开浙江家乡去上海投亲靠友，被人介绍到《观察》杂志社刻蜡版；勉强维持生活。他白天在杂志社上班，晚上在陋室里研习木刻版画和中国画。节假日找前辈指教，他勤奋自学。从 1946年到1948年期间，创作了上百幅作品，反映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有不少作品发表于当时上海的各主要报刊和参加全国性展览。1948年10月，上海当局查封了《观察》社，宣咸随之被捕入狱，次年二月出狱。 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宣咸与刘开渠、张乐平、杨可扬等人代表上海美术界在《大公报》发表联合宣言，声明：热烈欢迎上海解放，决心以各自的艺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9年7月，宣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任文艺大队负责人，年底进军到重庆。1952年《重庆日报》创刊前，宣咸调入该社工作。在报社工作28年，一直任美术摄影部负责人。他主编的美术画刊每两个星期刊出一次，是一整版本地和外地的业余与专业画家的各画种美术作品。他每月、每年都坚持这样作。他虽然很辛苦、很劳累，但是这团结了各界业余及专业画家，培养了不少画界人材，促进了重庆绘画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重庆美术界与其它各界、以及与外地美术界的交流与发展。当我 1962 年认识他后，只见他白天晚上都要上班，每天都要把当天的报纸印发出来后才回家，星期日也是这样。每当工作完毕，他还常常抓紧时间到家附近去画画、写生。
1963年8月13日，我们结婚成家了。可才结婚一周,他就去四川省委工作团搞四清运动，从1963年一直到1966年三年多时间他都一直住在农村，坚守岗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四清”运动。当时我在工厂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到重庆大学上夜校，晚上9：30下课后匆匆忙忙赶去轮渡时，已10点过，轮渡早已收班了；只好去赶车渡（有车子过河，方能趁便过河）。回到江北的工厂（我当时就住在工厂）。有一天下课回厂时下着雨，路泥泞不堪，路灯又不亮，我一不小心跌倒在泥坑里，成了个泥人，费了很大力气，才踉踉跄跄摸回厂，简单洗浴后，倒床就睡。第二天醒来，感到昏昏沉沉，极度疲乏、无力，像生大病似的。上不了班了，只好到医院。医生说：“小产，要刮宫！”“天呀！我怎么会小产？”新婚初孕的我，此刻多么渴望丈夫在我身边啊！忍不住我内心呼唤：“宣咸！您快回来呀！”医院通知报社领导，领导赶来医院，安慰关心，说来说去，中心意思就是朱宣咸是四川省委四清工作团的队长，工作重要，很忙，放不下工作，回不来。有什么事找我们领导。“领导怎么能代替他？”我觉得可笑可恼，又滑稽。我只好孤单单地一人摸索着回家，独自到食堂排队打饭吃。上班后收到宣咸的来信说：农村很贫穷，生产没搞好，他只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都是吃粗粮混菜。农民对他们很好，他要跟他们一起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大家好了，小家也就好了，并望我“保重”。
1964 年怀了大儿子。白天上班、晚上学习，天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想吃粥，到工厂附近饭馆买粥吃，走遍通城都只有干米饭卖。几个月过去了，宣咸回家的第二天我生下大儿子。在医院住了三天。刚出院，宣咸就决定回农村，搞他的“四清”。他说：“告诉了您妈，请她来照顾你”。我妈从农村来了，除了照料我的生活外，着重教我洗、包孩子。妈妈只呆了两天，第三天下午，她说：“家里喂有几只小猪，弟妹又小又要上学，当妈的不放心，回去几天又来看你。”就走了。当晚我照妈的方法洗包孩子。可是在下半夜，孩子哭得很凶，什么东西都不吃。我束手无策，和孩子一直哭到天亮，才抱着他到医院。医生说：温度不够，要把温度保起来。孩子被医生拿进去了，叫我交住院费，我把费交了，又去问医生，回答是败血症！我想第一个孩子已小产，第二个孩子又难保，这可怎么得了？只好哭着向报社领导要求把宣咸叫回来。可得到的答复是：老朱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党的工作重要，他是搞的四清工作很重要，怎么能回来？我说能通一个电话吗（当时电话还没普及），领导却拒绝说：我们会告诉他的，他一切都会知道。有事找我们单位。在危难时，我竟然连与最亲近的丈夫通一次电话的机会都没有，我难过极了。只好每天早上去等车、挤车到医院（当时车子少）。重庆冬天的雾很大、很浓，站着等不了多久全身的衣、额和头发全都湿透了，于是我就背一床被子到医院，护士让我把被子放在走廊角落。晚上我只能睡在走廊角落，垫半边被子，盖半边被子，加上窗子又没有玻璃，风特别大、很冷。我只好倦缩在那里，熬过凄冷的长夜，守候孩子。后来报社领导知道我这样住在医院，特派车子和工作人员强行将我接回家，近半月不准我到医院看孩子。并说报社总编辑亲自去找了儿科医院院长。院长说：“放心，尽快治好！”果然一个多月孩子病愈出院。与我在报社的家住在同一层楼的邻居都很关心我及孩子，他们各方面安慰、帮助。都说老朱真的有事，很忙、很辛苦，实在回不来，要想开些。我的邻居白天晚上都要上班。他们家家都有孩子，有的还有父老，还来关心我，我从心里谢谢他们。我将永远铭记这些好心人！
两个月假期到了。我只好背着孩子拿着行李赶早去上班，因为早上赶车、过河都不挤啊！在单位找了个婆婆代孩子。由于孩子长时期住院，且不准我去照看，护理人员不尽责，使孩子的下身皮肉溃烂、红肿，都不想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大半年时间才治理好。而宣咸却一直没回来。
1965年2月组织上调我到纺织公司工作，离家更远。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朱宣咸回报社工作，我们团聚了。我很高兴他回来了！
可是，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把他与我分成对立的两派，他是反对掌权的一派，我却是支持掌权的一派。每个星期六回家两人都作对方的思想工作。他说我错的多多，我说他毁我长城，都说自己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次星期六回家，公共汽车全由红卫兵挤得满满的，无法上车，就和一位同志步行了六个多钟头才到达市中心的解放碑。这时见很多很多的人在看墙上贴的重庆日报，议论纷纷，有的人在骂什么。我也挤进去看，见报纸上用红色括着“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大字，下面是粉红色的底版，有人用笔划出底版上的“北京大红尸”几个字，这是张有多个“北京大红尸”的字组合成的一块底版。看到这些，我心如刀绞，“完了，完了！”我默默想着，报纸用这些有关美术的东西都是经过他的手，他同意了，才能用的。他是把关的负责人呀！怎么能在“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大字下面出现“北京大红尸”几个字呀？他一定是上了坏人的当才用上这块底版。我陡然像生大病似的，腿软无力，举步不前。当我正挪着脚步走时，迎面来了我家门对门的邻居夫妇。我忙去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点点头说：“你回去就知道了”。我拼命挪动脚步，用尽气力向家奔。当走进报社大门口，就看见密密麻麻挤满了大学生，他们义愤填膺，愤怒不已，高呼：“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把反革命分子抓出来示众”！学生们的头顶上面吊着一串一串的由一整张一整张大纸(每张大纸上写的一个大字)串连起来的标语，标语写的是：“坚决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示众”！“坚决打到反革命分子”！我实在控制不住脚杆的发抖，好不容易回到家。怎么？门锁被人撬脱了，人人都可以进屋。我一定要去找到宣咸！人挤人，哪里能找得到？报社一工友同志，知道我的门被撬，对我说：“您先回去，我马来给你修好。”一会儿他拿着工具、钉子，帮我修好了。我闷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宣咸回来，一等不回，二等还是没回来。从下午五点多钟等到晚上十点多钟。该吃饭了，我拿两个盅盅去买二碗小面，拿回家等着。我哪有心吃呀！就躺下，又老是睡不着，捱到快天亮，约五点钟，听见有人敲门，我立刻开门，是宣咸回来了！还有一姓王的总编一同进屋。他俩都说：“有吃的东西没有？我们二人昨天午饭、晚饭都没有吃，很饿。”我说：“只有两碗冷面。”他们各吃完一碗。我问“出什么事？”他们说：学生要抓人，要砸报社的电台，我们以工人代表身份向学生解释，所谓“北京大红尸”，完全不对，是一个老工人师傅在日本工作时带回的一块底版，献给报社的。当时我国制不出这样好的底版，上面是“东京大阪”几个日文，把日文认作中文是错的。我们请学生选懂日文的人来认，他们中却没有学日文的。这样，有的学生就去火车站到北京，有的赶车去找老工人，有的就是要砸报社电台。经我们再三解释劝说，才把要砸电台的学生说服，走了。所以我们饿到现在才回来。
又一个星期六我回家，家里一团糟，床上的席子也没有了，地上有一只宣咸的鞋子，却找不到第二只鞋。晚上12点钟他回来才知道，宣咸与学生代表讲理，达协议，结果学生人多，东一拉、西一扯，把鞋子搞掉一只，被一学生拿得高高的举起拿走了，所以只剩一只鞋，他又说：为了保护电台，不受干扰，能天天收到北京的声音，每天晚上我就睡在办公大楼，谁知席子又被别人拿走。我说：“你保护报社、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得好啊！这样晚到哪里去买席子？”
1968年2月的一天晚上，深夜近一点，我肚子很疼，天又下着雨。我起床准备叫醒同住的同事，可他们个个都睡得很香，不忍心叫醒。只好自己拿着雨伞和部分吃的东西及衣物等，稳着脚步摸索着向纺织医院走去。幽暗的路灯，下雨路滑，路上空无一人，我战战兢兢终于到了医院，敲开门，医生开门一再向我后面看，问：“怎么一个人来，胆子真大！”马上为我安排床住，刚放下东西后10分钟左右，二儿子出世了。医生边处理孩子边说：“你雨天跌倒在路上或提前点在路上生了怎么办？深更半夜的，又冷又无人，你胆子太大了。”其实我想到的只是宣咸在集中学习，其他什么也没想，也不怕。天亮了，上班就电话通知我单位领导。一会儿部门领导派二位女库工帮我煮一天三顿吃的及处理其他事务。十点钟左右，我的同事前前后后都来看我，送鸡蛋、黄糖、猪油、虾子、 米劳 糟、小孩衣服……等等礼物；第二天，我单位通知报社领导，说我生孩子了，第三天组织通知宣咸。他当天来看我，两手空空，没有钱，没有拿吃的，也没有孩子的礼物，只是在产房走过去走过来，说：“男孩女孩都一样，男孩女孩都一样”（因我想生女孩），其他什么也不会说。他就这样走来走去半个多小时！我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掌权派近半年没有发工资给他，只有一小点生活费，后来连生活费也没有了。只是办学习班，将他们集中起来加强学习，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思想改造。如提到画国画更是封资修……。第七天我出院了，我单位女库工早早拿来两个库房里的木箱，一个用来装吃的，一个用来装用的物品，库工说：“ 张老师，快点走，你工作部门的领导派车子送你回家。”我走到医院门口，司机林师傅笑着说：“把风遮好，孩子抱好！”在路上，林师傅说：“几年同事，这次到你家，我好好坐坐耍一会儿” ，我说：“没问题，求之不得，欢迎！”很快，车子到家门口一停下，我就看见无权派和老当权（走资派）在学习中途休息，有的站在梯子上，有的站在暖暖的太阳下接受日光浴，有的几人站在一起，突然有人大声喊：“朱宣咸，孩子回来了，快去抱孩子回家！”我一下就看见了宣咸，呆呆的站着，动也不动！一会儿他清醒过来了，快步过来抱着二儿子上楼回家。这时林师傅就忙着共二次帮忙搬东西到我家后，他没停脚就走了，我实在留不住。后来上班见面，他说：“老朱没有请他坐坐，一句客气话都没有，所以一定要走！”原来如此！唉，老朱本是老实人，客气话说不来，请原谅。
宣咸天天都是这样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有一天他们各自正在集中的办公室读文件，突然冲进一批中学生（红卫兵）个个都拿木棍进屋乱打，把这些手无寸铁，又无寸木的知识分子打得头破血流（当时我产假期没满）。看见宣咸一身鲜血地流淌着走进家门，头部、脚部、手杆，都有流血。怎么成了血人？他战战兢兢地说：“没有躲过，被红卫兵打着的”，天呀，这是什么世道！邻居们得知后马上送来三七和酒，大家帮着处理伤口。 “有伤也得去学习！”这是掌权派的命令，谁敢违抗？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宣咸强忍着痛苦，极不情愿地离开我们，到学习班学习。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教育，使我认识到“文革”的残忍，因而我的观点渐渐转变成了宣咸的观点。一家人有了共同的语言，说说笑笑，幸福快乐，宣咸 85 岁的老母也因此高兴得流泪。
1968年期间生活困难，凭产妇证可获得供应的五斤鸡蛋。我妹去排队候轮子，凭票买供应鸡蛋，等了两个半天，头天没到轮子就卖完了。第二天眼看就要到轮子了，红卫兵出来说：不卖了，留着红卫兵伤病员吃。 我家六口人吃四口人的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半斤菜油、二十多斤粮（包括粗粮在内），一斤豆腐。宣咸晚上同工人一起上通宵夜班，夜班发有一张餐卷票，用票买的菜里面有点猪肉，他都端回来一家老小都享用吃。一家老小和睦，日子过得安定。
1972年到1974年，宣咸和一些同志，包括当权派（走资派），被宣布到九锅箐大山农场劳动。他这个老实人被任命为重庆日报这一帮人的班长。春节快到了，邻居家的孩子向我家孩子说：“我家妈妈要回来了”，有的说：“我家爸爸要回来过节了”，我的孩子也跟其他孩子说：“我家爸爸要回来了。”他们都要回家过春节。我也和其他家人一样准备春节吃的，等宣咸回家过节。结果报社派人来告诉我说：“朱宣咸不回来，在农场值班，那里有回来了的同志的衣物等东西，同时每天要有人喂猪，这得留二人做这些事，所以他春节不回来，你们也用不着等他。”这人离开时看见我家把着门，站着一位85岁以上的小脚老母，他笑着说：“老人家，您保重！” 怎办？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最后我把家人安排好。第二天，我带着大儿子拿着穿的很早赶去乘报社去接农场的人回来过春节的车子，下午很晚车子才到农场，一看外面风很大，雪也下得大，白白厚厚发亮的、高高低低的环山，一环接一环的大小山脉，有的山脉有荫影，有的山脉像刀一样也很亮……，回头又看见宣咸出门来接我和大儿子进屋烤火。在春节三天的假期中，哪里都没有去，外面很冷，站在住房门口可以看见对面的山很高，也有很多山尖尖，所有的树都被风吹向一个方向倒。节日的伙食开得很好，宣咸中午、晚上都有一份牛肉过节，我们三人共品尝。
我们在一起，他介绍农场的生活，他们是以种茶、采茶、制茶为主，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吃，他说种菜也要懂技术、菜秧是不好种的，力压重了长不好，有的要死，力压轻了又不会活，要恰当才行。他又说：我觉得挑粪最好，所以我只管挑粪，初挑时桶里是“鲤鱼跳龙门”，“鲤鱼”的舞姿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的跳得高高、有的跳得矮矮，有的跳在桶里，有的跳在地上，更有的要跳在我的衣裤上，要制服它们跳出龙门得掌握好要领。喂猪也是一门技术，切猪草、运出猪粪，也得学习才能胜任喂猪的工作。但是我还是最喜欢放羊，只要羊在山坡自己去吃草，我就有机会、有时间找个地方坐着、站着去写生，画水粉画。我速写了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把这些画画成国画或刻成版画，所以这里再大的冷风和大雪我都不怕，也不觉得冷，只是每天晚上一定要用热水烫脚和手，特别是手，这样会消肿也能恢复了活动，说着、说着，他在大包里拿出很多画好的画稿，您看：“收获是不是很大？好好坏坏对提高绘画都有好处。”我说：“好什么？又没有机会在学校老师正规培训，全靠自学。领导也没给你点时间画画，哪能成才？你看省美协哪些专家，天天什么事都不做，可以把时间全部用在绘画、创作上，出门有专车，工资是专家工资，社会上名和利的事全部都轮在他们身上，他们用1分的力气能画出一张画，你要付出100分的力量；刻木刻的话，你得自己想方设法到处找木板；他们一说要木板等用品，工人就做得好好的送上手，他们过的是神仙生活，你是凡人生活”。社会上不少搞美术的人员都说：“ 朱 老师的画确实好，比省美协那些专家的国画好，版画也比他们的好，大家的画都放在社会上对比着，谁好谁坏让社会、让美术人员来评比”。老朱他们说的对吗？“他们是在鼓励我”。
1974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清队，学习班结束，宣咸回来了，却又当上清队的组长（因为两派成员各选一人共二人当清队小组长），那时，他们都不住在家里，而住在杨家坪机制校，清理阶级队伍。宣咸说：他在农村清队有经验，实实在在的，实事求实的，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被清的人都说朱宣咸政策掌握得好，口服心也服。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市里有领导找他个别谈话，请他担任组织工作方面的领导工作，请他考虑，他考虑结果，认为担任领导工作没有时间绘画，没有时间作国画、版画、漫画、插画、写字等，他想走绘画的道路。
有一天他突然向我说：他想离开报社，到一个新单位，比报社差的单位都行，只要能绘画就满足了；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市艺术馆。他说调到市群众艺术馆工作，那里有可能会有时间绘画。我说市艺术馆条件差，没有报社福利好，住房都没有，没有记者证，到哪里联系工作都不方便。他回答我：都不要，我只要有机会画画。报社天天出报，天天白天、晚上都工作，白天早上8点钟上班，晚上有时1—3时才回家，（因我知他是美术摄影部负责人，工作只要一抓就多多）太辛苦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碰见市文化局朱鼎古局长，他向朱局长说他想调到市群众艺术馆工作，目的是想画画，朱局长当时就答应他并一再表示欢迎：“来吧！就这样定了。我了解你，我们很差像你这样的人才，我代表市艺术馆的同志欢迎你，请你写一个申请，我局马上办手续。”他高兴得不得了，回家边告诉我边整理画笔、印章、宣纸……等物忙个不停。二月过去了，还没有来通知，也没调条。他跑去找朱局长。朱局长一见宣咸就大声说：“你是处级干部，属于市管干部，我们局调不动。我局人事部门把要你的资料和你写的申请都报到市有关部门去了。市里答复同意办，但要由市里先发文件免去你重庆日报社处级职务，再发文件任命你担任市艺术馆处级职务，你等着”。等到1980年调条通知书来了，报社领导这时却不放人，说：朱宣咸是报社老职工，应该为报社着想，报社要扩大，要建设，怎么也不能走。同时到家里作我的工作要我劝宣咸留报社工作。
不管怎样走定了，一定要走，在宣咸的坚决要求下，他终于到艺术馆上班了。此后不久，报社领导到我家说：朱宣咸在其他单位，条件差、工作不方便，遇到有困难，都请他一定回报社工作，我们等待他，欢迎他回报社工作。
宣咸到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是负责全市的群众美术工作，他积极，热情工作，成绩显著，这可从2000年“朱宣咸从艺五十五周年画展座谈会”中多少体现一些，邓成用同志是宣咸在艺术馆的部下，他在座谈会上说：“朱老无论是在美术界工作，或自己的作品都是大手笔。记得当年成立重庆美协，他是筹备人（做事的人），不知怎样搞的，候选人名单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可是大家都觉得他人品好，画品好，他是为大家着想，为大家办事的人；大家不约而同地以绝大多数的票数一致推选出他当重庆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当天晚上报市委书记，市委书记答复同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为人，看到什么是人心。朱老也曾在我们艺术馆任馆长分管美术，也是在那段时间是重庆艺术馆美术工作最为辉煌的时间，团结了一大批人，展览不断，出了不少成绩。朱老对重庆、对社会的美术事业发展都是有很大贡献的。”另外，也知道市里搞组织的市委书记是宣咸多年的好朋友，市里搞宣传的部长是他南下的老领导，包括局里领导们都对宣咸印象很好，也知道他们也都曾不止一次作宣咸的工作请他上任市文化局作文化系统的领导工作。他说：我从小到老都想画画，我一生最理想就只有画画最好，我为画界奉献一生也是社会的需要。
自此宣咸长期从事美术编辑，美术组织和群众美术工作。并任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市文联委员，又是重庆（不包括在大学里的）唯一的四川省美协常务理事。
20世纪80年代正式改革开放，形势发展很快，对干部要求越来越高，美术工作也不例外。重庆基层美术干部有一大批人员都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创作能力，设计能力，有的获国家、省、市奖，是重庆基层美术干部和业余美术骨干，队伍大，力量强，但绝大部分都是自学成才，只是没有经过严格的基础训练，到了一定高度，要想再上，就困难了。若要再进正规学院，往往这些人的年龄又超过了入学年龄要求。这些人要评职称又没有文凭。而当时文件规定只有大学毕业、中专毕业才能参评职称。这种情况，引起宣咸的重视，大家支持朱宣咸写报告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于是朱宣咸白天上班组织搞展览（在市内外的展览）等，晚上写报告，反映到市有关部门：如市文化局、教委、美协、文联……等。同时晚上又到以上各个部门领导家去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处理一系列事务，当时只有公共汽车，开车的班次又少，常常是只有步行往返去找领导，事情才能协调，（当时电讯通讯也不发达），步行距离都较远，晚上回家常常都是凌晨2—4时。工作忙，人越拖也越病，有时深夜回家脚都站不稳，在宣咸的不断奔走呼吁下，1984年终于下发了市府168号文件，批准创办一所全脱产二年制成人美术高等学校，开设工业美术、造型美术、师范美术三个专业。校名为重庆职工美术专科学校（简称重庆美专）。由文联主办、市美协承办，朱宣咸任筹备组组长，成立了筹备组；1984年7月在上级领导下筹备期就开始办起了预科班，在众多人员中有目的地吸收参加补习，1985年在市统考中招收入选了108名学生，基本素质都很好。重庆美专由不到一千元起家，朱宣咸被任命为校长。1987年暑假这108名学生都以优秀和比较优秀的成绩获毕业证书，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活跃在海内外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同时也有相当的创作成果。重庆美专于1987年（市府68号文）与1987年刚成立的重庆社会大学合并，这时重庆美专已有的教职员工和一百多位学生一并成为社大的师生，积累起的可供一百多学生和工作人员使用的教学用具和办公用具，以及其勤工俭学积累的现金5万余元全部交给了社大，此外组织专门班子根据国家教委规定编写并经市高教办审批通过的50多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也为社大所全部采用。宣咸被任命为社会大学副校长。
宣咸在市艺术馆工作期间一直没有住房。重庆日报社职工多、住房又少，我们觉得老住人家单位（重庆日报社）的房子不好。恰好重庆出版社一领导将宣咸调入重庆出版社工作。当时出版社刚刚恢复组建不久，很需要编辑人员，所以一到出版社我们就分得一套80多平方的新房，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了。在出版社工作，宣咸的任务特别重。这是因为：①当时担任市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②担任重庆美专校长，③担任重庆出版社美编室室主任，一人实实在在的做三人的工作，而他只是在重庆出版社领取微薄的工资，其他的工作所给的补助，他一概不要。如在美专校，除他以外学校所有工作人员都有月工资，他是从来没有领过一次工资报过一次账，学校曾按正校长的待遇给他造工资多次，他都坚决不要。他说学校、市美协等目前都很困难，待国家经济好转了，大家好了，自己也就会好起来。
宣咸一到出版社就整顿编室制度，制止乱用画稿，乱发稿费，抓出书质量，出好书，争出全国名特产品。首先抓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集大型画册的出版。这本大型画册用钱投入大、效果难保，全国各大型出版社都感到不好办，宣咸果断争取重庆出版社出，他亲自抓这本书的设计，编辑等工作，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且还获得了全国出版奖。同时经他的不懈工作努力，使美编室在短期内获得了全面丰收。宣咸边工作边培养新闻出版战线上的青年人，教他们好好做人，好好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工作40年了，1989年宣咸离休。编室留他继续上班，他说他该好好绘画了，他一辈子想绘画却没时间好好绘画，在上班时国家规定有星期日和放假日，他都用来先工作后才自己画画。现在离休回家后，他争分夺秒，除特殊情况外从不休息节假日（星期日等），在他的一生中很少过过节假日，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追求事业，创作了一幅幅高标准、充满真、善、美的版画、中国画、书法等作品。热天绘画从不起动空调，哪怕重庆的天气热到摄氏40多度，他同样不开空调，因为起动空调，必须将门窗关闭，门窗封闭后，无自然光源，作画时的色彩感觉受灯光作用会偏色而失真，色彩的失真，使作品失去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为追求色彩真实美感，只有在自然光源下才能达到。在晚上睡觉前开一会空调，久了不行，怕身体受凉。
在冬天，不能戴手套，因戴手套手指不好使用，他是靠自己的意志战胜寒冷。他手上常常是冻疮红肿得很厉害，他用手去紧紧稳住木刻刀或画笔，特别是为稳住刻刀，右手小拇指和无名指紧紧地贴在冰冷的木板上，血液流动受阻形成冻疮，肌肉坏死，皮开肉裂，经常冻疮的血流出浸渍着木板。家人都心疼地要开烤火炉，他坚决不要，说：“有火炉的地方温度高，没火炉的地方温度低，这样会感冒”。有一天我家朋友带来一个11岁的小女孩，一进门她就说：“今天我是来向朱爷爷学画画的。”我说：“可以，最好不要与朱爷爷多说话。”这时正好我放有一杯牛奶在宣咸旁边，这女孩不好好学朱爷爷绘画，只看朱爷爷把全部精力放在绘画上，喝牛奶不看杯子，拿着一口一口地喝了又放下，就这样往返着喝牛奶，这女孩就把牛奶杯与墨水杯位置互换，看见朱爷爷端着墨水杯一大口喝进嘴里，她调皮地、高兴地哈哈大笑。
宣咸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重庆国画院顾问，是新加坡乐龄书画会顾问和其他全国各地聘请担任的各高级艺术顾问……，朱宣咸出版有《朱宣咸木刻版画集》、《朱宣咸花鸟画选辑》和《朱宣咸风景木刻版画选辑》。他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画和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创作，半个多世纪来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中国画、版画、漫画等作品，并被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清华大学、欧洲版画基金会及各地美术馆、博物馆等机构收藏；被《中国年鉴》、《中国百年版画》、《国统区木刻版画集》等等大型文献收录，1946年起入选一系列国内外重要美展，发表作品数千次，艺术风格被《人民日报》等国内外多种主要与专业媒体多次专题评介。由文化、新闻、出版等六单位在2000年曾联合主办了《朱宣咸从艺五十五年画展》，他的生平被载入《中国美术辞典》、《世界美术家传》、《世界名人辞典》、《中国文艺家传记》等国家级辞典。
宣咸年轻时就投身人民美术事业，是中共党员、离休干部、高级职称。早年在上海直接参与鲁迅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并被捕，出狱后，在中华全国美术协会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在重庆作了大量的美术组织、新闻、出版和教育等工作。他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筹备人，是重庆国画院成立报告的起草人，是重庆美专的创始人，曾获党和政府颁发的“献给共和国创立者”勋章。长期以来，宣咸以优良的才能正直无私地担任重庆市的新闻、文化、出版等各系统的美术领导工作，对于推动和促进尤其是重庆在20世纪中期到后期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宣咸总是牵挂着社会，他画了不少国内外礼品需要的中国画，绘了不少救急社会的中国画，例如：抗洪救灾、扶贫困难山区（有支援大兴安岭救灾，有兴建南阳卧龙碑，有奥运会、亚运会，有为贫困学生援助等等）；社会上哪里有困难，他就送中国画或送钱，无私地给予援助。他就是这样一个心中有人民、有祖国、有党的人。他一生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
宣咸每到一个单位、一个地方，都尽心尽力教育帮助青年人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使重庆市的美术界后继有人。这些都体现在了他长期以来在新闻、文化、出版系统和他办学等等的大量工作之中。
离休后，他还长期坚持太极拳、太极剑运动。他的太极拳、太极剑都打得特好，只要他一参加市里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拳剑比赛，他都会得前三名（我家现在放有各种拳、剑奖状，名次都是前三名以上）。他是一名老艺术家，有浓厚的修养，高尚的品格与气质，因此感悟和深化了对传统的太极拳和太极剑的理解与实践；此外，打太极时往往以民乐作伴奏，他的乐感本来就很好，加之长期对传统民乐的喜爱与领会，更提高了他对太极认知。他被选为太极拳、剑队的队长，跟他学拳、剑的学生总是说： 朱 老师教我们的拳剑总是一招一式耐心教导，很重视提高我们的拳剑技能，只要 向朱 老师学拳、剑，进步快，动作准确，优美。来向他学习拳剑的学生很多，有外地的都千里迢迢来向他学习，他的学生真是桃里满天下。
2002年7月23日早晨6：30分钟，他和往常一样在大坪九坑子花园正一招一式耐心教导学员时，在作示范动作中不幸一只脚站不稳，花园很多晨练的人都喊快送医院，学员们扶着他，我过去在他身边，他向我两次说：不到医院，医院乱收费。我也同意他的意见，我说回家找个好点的推拿医生，是会站起走路的，但是周围打拳的拳友跟本不听我们二人的意见。他们自行出钱，找棒棒背几步去上的士车，有三个人扶着他到医院去了。有的拳友步行追去医院，而我看人都送医院了，只好回家拿钱去医院，还给别人。当我到医院急诊时，医生看过了，钱他们也缴了，当时不到7时，一直等到8时上班才照CT片，在这期间拳友们问他“想不想吃东西？”宣咸说“想吃”，“吃牛奶，行吗？”“行”；我去买了一杯牛奶用手拿着用吸管吸，他吃完一大半等到 8 时后才照CT片，医生说10点钟来拿片子，照完CT片后当即送神内科。宣咸与医生认识，互相打招呼，一问一答，神智清楚，面带微笑；后来他一下子不说话了，他昏睡着了似的，医生叫大家回家，大家都走了。我看见怎么睡着了还吐牛奶，吐得这么多，我们用纸擦，医生说：拿CT片子来，医生派人去拿片子，没拿回来，等了一会，又派人去拿CT片子，又没拿回来，我想明明说的10点钟拿片子，当然拿不回来，10点过了，片子还没有拿来；我该去帮着拿片子，只见几个照CT片的人在办公室 , 我上前要朱宣咸的CT片，见一医生走进CT屋，把片子拿到另一屋挂着看，说脑出血多，又一人帮着看，写些什么？我拿去住院部，11时过，几个医生忙着都去看片子，他们在里面走来走去，说什么？找我儿子说：“准备钱，病重。”在12点后又见到很多医生都在办公室看片子，用手指片子。我和孩子给睡着了吐牛奶的宣咸整理。快一点钟，医生要我孩子签字，头部要开刀，于是马上将他送CT室续照片子，送脑外科，刮头、打麻药。我和二个儿子临时凑了500元，送给开刀医生，他说不要，我放在他抽屉里。我想我送了礼，医生是高兴的，他会作好手术，同时不断念“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朱宣咸平安”。快到下午三时开好刀，送监测室住下，宣咸心跳快，又是39°以上，以后一直住在这里，每天都定时发高烧在39°以上，天天发高烧不止。护士说：到冰箱里去拿有冰的瓶子出来放在他大血管处降温，我们只好这样照着办。
2002年8月3日下午，我与这些天也来帮我照看宣咸的妹妹去病房与儿子换班，见到监测器，显示心脏跳得快，血压也不正常，这些天没好转。我认为是机器坏了，就去对护士说：“可能机器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她去向医生说了些什么，不到五分钟，这医生来到朱宣咸身边用手使劲用力向宣咸心脏压来压去，机器数字不断变化。医生一边使力压朱宣咸心脏（有声音响），一边着急叫护士去喊人拿什么机器来，一会儿一个穿白衣的人提了一个箱箱，拉纸条，不断拉断纸条，大约拉了十多次纸条，旁边有人说，他使劲用力压病人的心脏这叫抢救，这时我醒过来了：朱宣咸走了！！！宣咸您就这样走了吗？您是我们全家老小的主心骨！是家里的栋梁！我们离不开您呀！多么需要您的关照！您实在不能走啊！您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您快醒过来吧！您快快醒过来吧！！
2002年8月4日《重庆日报》刊登了宣咸去世的讣告，凡是知道他的人见报后，都无不惊讶！悲哀！可惜！可惜！可惜呀！！这是国家与社会的一大损失！怎么把一个正直、辛辛苦苦劳累一辈子，两袖清风的大好人就这样早早离世！实在可惜！可惜！可惜呀！！！
我去补办死亡证下户口，看见医院开的朱宣咸结论单上写的是8时25分钟入医院，事实上是早上7时不到就入医院了（有证人），说明医生不负责任，病历、结论我看不懂，也没有要；我想他们也会像写时间一样写错的。
宣咸，您安息吧！
我会常常给您念佛的。

2003年于重庆
( 张仁书女士，1935年生，重庆市人，朱宣咸先生夫人)。
In Chongqingi City, China, 2003
(Madam ZHANG Renshu (张仁书) was born in Chongqing City, China, on April, 1935. Mr. ZHU Xuanxian's wife. )

艺术源于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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